[摘要] 1994的分税制改革是个关键点，分税制把各个地方的财政收入集中上缴中央，由中央政府扩大投资，以投资带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。
1994的分税制改革是个关键点，分税制把各个地方的财政收入集中上缴中央，由中央政府扩大投资，以投资带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。分税制实施的结果是，许多地方政府财政捉襟见肘，他们不得不依靠东挪西借维持生计。各个城市政府负责人打着经营城市的幌子，从事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。利用土地扩张地方财政的方式被各级地方官员不断复制。
坚冰已经打破，航道已经开通，但这是一片无人探索过的海域，是否险礁重重？1994年年初分税制开始实施后，方案设计者和执行者所面临的情形便是如此。
人们心中的担忧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具体了：分税制方案是否算无遗漏？方案中哪些地方还不够完善？会有哪些不可预知的情况出现？刘仲藜就是以这种心态度过那一段日子的。
首先遇到的个问题是，分税制运行之后，税收先入中央库再分给地方，加上返还的0.3系数都要到年底。地方等钱用，刘仲藜马上让地方预算司制定资金调度比例，确定公式之后，中央按照受到国库比例返还给地方。
他曾不无忧虑地对他的同事说，分税制推行出去有三件事，如果出现其中一件事，我这个部长就得下台。他担心什么？，分税制会不会推动通货膨胀？也就是设计方案的税率比原来高了，企业肯定要把费用转嫁给消费者；第二，如果这个税制不合理，不是刺激了生产，而是打击了生产，经济增长会往下走；第三，这种新的方法企业不懂，尽管大规模的培训已经完成，但税收征管人员懂不懂，钱是否能够收得上来还难说。项怀诚也说，直到1994年2 月8 日之前，他一直睡不着觉。
刘仲藜说：“从方案来说我比较有信心，从实际操作来说我非常担心担负实际操作的人不懂。因为增值税的计算和原来产品税不一样，也因为是一边设计方案，一边培训人员，所以我始终比较担心。”
为了了解实际情况，春节前的时间里，刘仲藜经常到各地转一转，商场、企业，只要有税收的地方他都去，看看会计会不会是用新方法做帐。看过之后他放心了。为了预防意外，刘部长从中央银行临时借款，借了120 亿元放在国库里，时限一个季度，他担心征不上钱来，但是国家还要开支。项怀诚说：“到了1994年2 月8 日，我记得很清楚，那天是腊月三十，一月份税收数字上来了。一月环比税收增长61%.我高兴得无法形容。”
刘仲藜正在北京税务局检查工作时得到这一消息。项怀诚则对刘仲黎部长说：“部长，税收增长61% ，180 亿拿到手了，我们可以喘一口气了。”
“后来2 月份，3 月份，4 月份一直到12月份，每个月税收都在增长，全年的税收增长了900 多亿元，从此上了一个大台阶。”项怀诚说。
项怀诚说，报表一出来他们马上告诉了朱鎔基副总理，他的反应和我们不一样，他没有喜形于色，所发生的一切似乎都在他的意料之中。
到1997、1998、1999年，财政收入每年增加将近1000个亿。
从分税制实施至今，经过了十年，财政的盘子从4349亿元增长到20000 亿元（2003年预计数字），应该说分税制是成功的。
地方税收猛增慌了财政部
1993年，地方财政收入比1992年增长39.9%.其中山东增长 39%，收入达
到 193亿元；江苏增长 45.3%，收入达220 亿元；福建增长46.9% ，达到110 亿元；上海增长32.3% ，达到232 亿元；安徽增长32.8% ，达到73亿元；江西增长30.8% ，达到66亿元；广东增长56% ，达到346 亿元；四川增长42.2% ，达到201亿元。浙江增长38.6% ，达到166.6 亿元；由于中央在9 月下旬决定以1993年为基数，9 月份税收增长比前一年高出60% ，10月份增长80% ，11月份90% ，12月份120%.
当时的顾虑现在被证实了。1993年9 月份的收入急剧上涨。10月－12月份的收入比去年多了600 多亿，当年的财政收入增加了900 多亿。
在几个月内，地方税收一下子增长了50-60%，财政部慌了。按照正常情况，地方每年给中央财政上缴增量200 亿元左右。1993年财政工作会议，希望超收300 亿元。如果这些全部返还，中央的算盘将要落空。地方在做手脚？这里面有多少正常和非正常的情况谁也说不清楚，因为以1993年为基数，所有在1993年增收的部分，最后都要返还给地方。
当时，财政部采取的个措施是组织工作组到有关省市检查1993年收入的真实性，试图通过清理虚收过头税等途径挤干水分，压缩返还基数300 亿元。实际检查结果并不理想。
为什么查不出来？地方保护主义已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，而检查的手段又十分原始。为了抬高基数，地方有许多高招。比如，一个企业原来承包了，税补交已经减免，现在叫他交税，把基数抬高，交了以后在私下返还。再比如，把死欠、积欠当基数。什么叫死欠，就是哪个企业已经倒闭了，从来没有交过税，现在通过转账或者从银行借款缴税，这样把基数抬高了。还有就是寅吃卯粮，收过头税，把明年的税在今年收了，把基数抬得很高。做这件事很不容易，一要财政厅出主意，二要省长市长批准，三要银行拿钱，四是企业肯背债，只有各个关节打通才行。
朱镕基对此事非常生气，他认为，这种事情省市长做不出来，只有财政厅长才会出这种馊主意。他在河北指着财政厅厅长说：“请你向你的部下约法三章，千万别出馊主意，别弄虚作假，大家规规矩矩，实事求是。你只要真正增收了，我一定退回去，一定给大家减免基数或者减免递增比例，能够减掉多少，要看能收多少。如果你搞过头税，把明年的税拿到今年收了，到那时，我不但不能返还，我还要查税票，只要查出，必须撤几个人，甚至刑事处分。但是，你收死欠是可以的，把十几年欠的税都收了好呀。因为是以前的欠的，不能作为基数返还。”
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被浙江省财政厅厅长道出，那就是改革开放以来，长期实行减税让利政策，社会上积蓄的税源比较丰富，所以只要依法征税，税收增长比例高于正常年份的水平是不足为怪的。
确实，在1993年下半年，地方各级领导都在抓经济，经济上去才能保证税收，甚至出现财政给税务钱让他们抓税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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